「宋兄，你怎麼看呀？你覺得他們能贏嗎？」姜培生一日晚飯後在放風的院裡遛彎消食，看見宋主任一個人坐在牆邊看報紙，走到他身邊問。
宋主任沒吭聲，姜培生低頭看著報紙上的頭版頭條，心裡想：「黨國的將軍里不會打仗的多，不會為人處世的那幾乎是沒有。這種敏感的事，宋主任哪可能會隨意開口評論。」
姜培生暗自笑笑轉身要走，卻聽見宋主任清了清喉嚨說：「我本心講，自然是希望他們能打贏的。」
「嗯，」姜培生點頭說：「北京那位不是說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嗎？這一拳他們要真能打得開，往後中國倒也不會被人欺負了。」
「我沒想那麼多。」宋主任搖頭，說：「我就是想，他們要連美國人都打得贏，那我們輸了，也算不得太差勁兒。」
「也是，」姜培生靠在牆上，輕鬆地笑著說：「要是美國人自己也輸了，就說明美械裝備不頂事，以前純屬他們吹大牛。」
「哈哈，說的是這個道理，」宋主任跟著笑。有些事講白也就是那麼回事，往大了說是民族大義，往小的說就是個人面子。民族大義還稍顯飄渺，對他們這些困在高牆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個人面子那是鼎鼎重要的事。
從 50 年初和婉萍聯繫上到 1956 年，整整 6 年裡姜培生和婉萍的通信次數其實並不多，主要還是姜培生在蹲監獄，不可能管教領導成天給他寄信收信，不然那監獄不成了度假村療養院嗎？
姜培生能理解，兩三個月見到婉萍的一封信也足以慰藉了。
事情轉機在 1956 年，北京那邊來了文件說要把各地表現好的戰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監獄去，加快改造，儘快讓這些人重新回到新社會裡去。姜培生和宋主任以及其他 18 個同僚是在年底到了北京，功德林的條件要比成重慶時更好，學習任務之餘還有各種興趣小組，縫紉、木匠、理髮等等。
在這裡姜培生又遇到不少熟人，除了王司令，還有他那位遠方表姐的丈夫——杜先生。從前，杜先生可是比他高好幾個級別，姜培生每次見到人家都怪緊張的，說是親戚其實疏遠得很，可眼下同在戰犯管理所，倆人反而是親近不少，漸漸培養出了親戚的情分。
姜培生養了好些年的病，雖然身上已經沒大病，但底子太差，一到冬天不是這兒疼就是那兒不舒服了，總之是病病殃殃的，於是被他的杜姐夫收攏進了縫紉小組。修修縫紉機、做點力所能及的縫補，既是學習之餘能放鬆也是一門謀生的手藝。
來北京後，最重要的是婉萍終於申請到了探監的機會。夫妻一見面，姜培生只覺得倆眼睛發酸，話沒出口，眼淚先落了下來。婉萍更是哭得不成樣，但也只是哭了一會兒，她看著丈夫面色紅潤又開心地笑出來，說小友學習很好，如懷結婚成家了，總之家裡一切都好。
「我好好表現，爭取早日出來。」姜培生跟婉萍鄭重地打了保證。
59 年功德林里的戰犯特赦了 10 個人，其中有姜培生的姐夫杜先生、老上司王司令和宋主任，還有其他幾位黃埔一期的老大哥。
有人開始特赦這是極好的事情，姜培生也明白第一批是肯定輪不到他的，但有了第一批就會有第二批、第三批。他想著自己過兩年應該就能出去，可是 61 年釋放的時候又沒他，說不失落是假的，尤其是從婉萍那裡得知陳彥達和夏青前後腳去世了。
陳彥達去世時將八十歲，人老了身子也格外脆弱，冬日裡的一場風寒就再沒好起來，病了幾個月撒手人寰。